博學鴻詞科與康乾盛世詩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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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學鴻詞科是古代爲選拔學行兼優、文詞卓越之士而特設的制科之一。清代制科考試中,康熙十七年(1678)的博學鴻詞科意義最大,影響也最爲深遠。此次博學鴻詞科消弭了士人的避世,是康乾盛世的關鍵因素之一。(啓功《朱竹垞家書卷跋》)此外,與朝廷诏舉博學鴻詞科考試相伴而來的,是文華殿大學士馮溥展開的詩壇整饬。馮溥詩教論,呼籲詩歌反映盛世之音,反對宋詩風,唐詩。詩壇整饬、博學鴻詞科考試、《明史》館開局,是康熙十七年推行文治的重要內容,它們形成一股合力,對詩人生活、思想、心態、詩歌創作、詩學觀念、詩學活動産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。就文學創作而言,博學鴻詞科對康乾盛世詩風的具有重要作用。

博學鴻詞科引發了詩人創作心態的變化,其詩歌創作、詩學觀念亦隨之發生轉變。康熙頒布的诏書與博學鴻詞科對詩人的尊重和禮遇,向社會傳遞出重視人才的信號,形成了良好的社會。博學鴻儒成爲一種榮譽,甚至致仕在家的大學士魏裔介都羨慕不已,民間還出現“博學鴻詞,清歌妙舞”的對句。

對考中的人員,朝廷授予翰林等職,令其修纂《明史》。這樣一來,即使一些原本不參與政事的文人也可參加整理故國文獻的工作,因而收到良好效果。

博學鴻詞科對下層官員也産生了深遠影響。以落第官員王岱爲例。王岱本來是崇祯時期舉人,也是清初詩壇宿將,早年就持有明確的革除詩壇弊端的主張。入清後,王岱的並不順利,長期擔任教谕等低級,單在隨州學正任上就達九年之久。因此,王岱的人生觀變得消沈,將詩歌視爲消遣的工具。在博學鴻詞科中,王岱作爲唯一的湖南籍征士,資訊熱點感受到來自朝廷的禮遇,積極用世思想重又複蘇,人生態度與詩歌觀念也發生變化。他走出以詩歌自娛的狹小格局,關注詩壇創作局面,自覺擔負起整饬詩壇的曆史。

博學鴻詞科還對普通百姓有很大影響。以潘耒爲例。潘耒出生于清朝定鼎中原之後,其父兄均爲明朝遺民,長兄潘柽章因“明史案”被處死。潘耒入京應試後,受到馮溥、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,參加考試,被錄取爲翰林。這次考試不僅改變了潘耒的身份,而且引發其詩歌創作的變化。內容方面,他創作出盛世、記錄間唱和、反映官員生活的作品,凸顯其翰林與史官的身份。藝術形式上,詩歌內容上的巨大變化也營造出不同的藝術風格,應制詩雍容典雅、華麗整饬,描寫文官生活的篇章平和娴雅,即使是情感激烈的抒懷之作,也在化解內心矛盾的過程中最終趨向清曠淡雅。雖然他明明知道自己,可是最終放棄了辯解,選擇、參化人生。潘耒考中博學鴻詞科後的詩歌創作體現了“溫柔敦厚”的詩教原則,詩風也由沈郁頓挫變爲平和雅正。

受這次博學鴻詞科的影響,詩教論重新成爲詩歌創作指導原則。傳統詩歌理論核心是溫柔敦厚的詩教論,重視詩歌的作用。明末清初,社會秩序急劇變化,詩學理論也偏離了詩教傳統。馮溥整饬詩壇,呼籲詩教理論,最終使詩教理論重新成爲詩壇的主導理論。如李必果說:“詩之爲教,溫柔敦厚,上以揚厲乎朝廟燕享之隆,下以抒寫乎山川行役風俗贈答之事。”(《展台詩鈔序》)詩教論重新成爲詩歌創作指導原則的一個體現是,在康熙十七至二十二年,方象瑛、徐乾學、曹禾等人以詩教作爲理論依據,指出“蕭騷不平,非詩人之正”(方象瑛《顧向中詩序》),駁斥“詩窮而後工”的命題,或對這一命題作了變通性的解釋:“詩窮而後工,蓋謂能窮《風》《雅》之正變,極比興之指歸,進乎技而求盡其量。”(曹禾《〈佳山堂詩集〉序》)他們將“詩窮而後工”的命題爲詩教觀指導下的詩藝探索。

博學鴻詞科也影響了清初詩壇唐宋詩風演變。康熙十七年京城盛行宋詩風,但在馮溥影響下,宋詩風逐漸消弭,唐詩風日益盛行。例如,徐嘉炎少時學習唐詩,康熙十二年入都後,受京師宋詩風影響轉而學習宋詩。康熙十七年诏舉博學鴻詞科之後,作爲馮溥座上常客和深受器重的門生,徐嘉炎重返唐詩,並參與馮溥主持的詩壇整饬活動,詩教,反對宋詩風。

就博學鴻詞科對當時詩壇領軍人物的影響來說,它促使詩壇王士祯回歸唐詩之風,並“神韻說”等詩學主張。在馮溥主持的詩壇整饬活動中,王士祯逐漸改變自己的詩學主張。在王嗣槐、徐乾學等人的直接影響下,康熙二十一年,王士祯編選了《五七言古詩選》,徹底擺脫宋詩風影響而回歸唐詩,並反思自己此前的詩學,最終形成了“神韻說”。王士祯詩風變化和“神韻說”的確立,顯示出博學鴻詞科對康熙詩壇詩歌創作與詩學理論演變的重要意義。

從詩人身份角度來看,博學鴻詞科改變了詩壇格局。清朝初年,詩壇創作傾向和風格並不統一。清初詩體可分爲遺民詩人、貳臣詩人、本朝詩人,不同時期三者對詩壇影響亦不同。康熙十七年之前,遺民詩人占據詩壇中心。博學鴻詞科之後,遺民群體分化,一些遺民如毛奇齡、嚴繩孫,由遺民變爲官員,即使是在整個文化領域擁有重要地位的顧炎武也開始認同清朝。而一些堅守遺民的詩人,或潛心學術,或寄情山水。康熙十七年之後,詩壇遺民詩人群體逐漸式微,本朝詩人開始占據主導地位。本朝詩人王士祯後來成爲詩壇盟主,甚至成爲影響整個清朝詩歌史的關鍵人物。

博學鴻詞科對詩人思想情感、創作心態、詩歌創作、詩學理論都産生了深遠影響。它結束了清初詩壇的多元創作格局,形成了和平雅正的詩風,塑造了康乾盛世的詩歌基調。因此,可以把博學鴻詞科看作清初詩歌發展演變的分水嶺。

(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“博學鴻詞科與康熙詩壇關系研究”(12CZW035)階段性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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